書評：John F. A. Sawyer, The Fifth Gospel: Isaiah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書評：John F. A. Sawyer, The Fifth Gospel: Isaiah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李均熊

本書作者蘇儀（Sawyer）在引言中一開始就引用耶柔米（Jerome）論到以賽亞「更像福音書作者多於先知」（more evangelist than prophet, p.1）的說法，並以西方文學及音樂對以賽亞的徵引為小結（p.4），強調以賽亞書在基督教歷史中的普及和獨特性，從而介紹本書的題旨：在歷代以來基督徒如何「使用」聖經。

蘇氏在此並不是要寫一本以賽亞書的註釋。他個人認為大部份學者在撰寫注釋時，對以賽亞書在基督教歷世傳統中所扮演的角色都缺乏興趣（p.8）。然而就著近代對聖經研究及解釋方法的改變（p.9-12），蘇氏提出這種聖經研究及教會神學與教會歷史研究一直存在的鴻溝，最終得到連結了（p.13）。

故此，蘇氏在《第五福音──以賽亞書在基督教歷史中》這一本內文只有二百五十多頁的書中要達到的目的，就是要引介二千年來基督教教會或基督徒如何透過文學、藝術、音樂、建築、圖象及至講章、教會公告、墓誌銘、註釋書，甚至是宗教笑話，來「運用」以賽亞書六十六章的經文，從而「說服未來的聖經註釋作者從一更寬廣的角度去檢視他要處理的經文」（to presuade future writers of biblical commentaries to look at the texts they are working on from a wider perspective, p.13-4）。如何在如此有限的篇幅中交代接近一本百科全書的內容，蘇氏在引言中對於他的選材方法及表達形式都有明確交待（p.14-20）。而蘇氏在餘下的篇幅中亦有依循他所言之方法去與讀者走這一趟「博物館之旅」。[1]

蘇氏基本上以歷史時期為其資料分類，但同時間他亦會以該段歷史時期特別強調於以賽亞的某一個方面為貫串資料的原則。從本書的分章，我們可見一班。在早期教會史中，第二章「以賽亞與基督教起源」，主要是論到新約如何引用以賽亞書；第三章「早期教會」，除了著墨於教父或教會領袖的著作言論之外，蘇氏亦嘗試展示「普通」基督徒（popular Christian, p.45）對以賽亞書的印象。接著的三章則是寫教會於中世紀時期對以賽亞書三個方面的發揮：第四章的「童女馬利亞的崇拜」、第五章「憂患之人」及第六章「以賽亞書與猶太人」，分別是寫以賽亞書七章十四節內論到「童女生子」、五十三章內的「受苦之僕」及貫串以賽亞書當中審判之言，如何發展成為中世紀早期的「馬利亞崇拜」、中世紀後期流行的「聖苦圖象」及中世紀經常出現的教會對猶太人的迫害。當中除了章題所言的內容，每章均有討論在中世紀，甚至直至到十九世紀的天主教會中，一些教會引用以賽亞書的資料。例如第四章除了有「童女」（virgo）的討論，也有關乎引用十一章一節「耶西之本必發一條（virga）」的探討。第五章除了有關五十三章「受苦之僕」在中世紀教會發展出基督受苦傳統的資料外，亦有帶出從以賽亞書內（和以賽亞升天記）「樹」的形象如何與十字架形象拉上關係的資料。這些資料，尤其一些關乎教會禮義和聖詩的資料，對華人教會來說，都會是十分陌生的。要看完這幾章，對作為華人的筆者就要用上很大的耐心。

第七章「宗教改革」及第八章「福音派傳統」便開始進入十六世紀改教時期至近代的教會歷史，當中主要討論在更正教和福音派教會內如何徵引以賽亞書的經文，始料不及的是蘇氏連宗教笑話和墓誌銘如何受以賽亞書的影響也收錄在案。第九章「文學與音樂中的以賽亞書」卻從歷史的順序跳入另一個空間，當中由詩詞小說到人物命名到韓德爾的「彌賽亞」均顯出西方文化如何深受以賽亞書的影響，但同樣地對於華人教會來說，可能也是比較陌生的課題。

至於第十至十二章，則主要論述當代三個思潮與以賽亞書的關係。「歷史性以賽亞的追尋」關乎歷史研究如何應用在以賽亞書上；「婦女與以賽亞書」則縱論婦女詮釋在以賽亞書上的運用；「和平國度」著眼於解放神學及政治舞台上怎樣引用以賽亞書中的經文，以及旁及一些以賽亞書與當代的課題如環保等的關係。

上文對書中內容的引介，根本不足以表達蘇氏如何旁徵博引，使到書內資料內容多樣和豐富：蘇氏的資料來源從他十五頁的書目可見一班，除此之外，他亦提到使用到一些口述的資料。書中更有卅八幀圖片，使他論到在藝術品或建築上「使用」以賽亞書的段落時更易令人掌握。對讀者來說，閱讀本書真可以說得上「劉姥姥入大觀院」，大開眼界之餘，亦頗有新鮮的啟迪。就如一開始，關於新約對以賽亞書的引用，蘇氏指出當中關聯的主題主要並不是教會傳統以後常常提及的「童女生子」或「耶西的根必發一條」，甚至乎很多教會傳統視為「彌賽亞」經文（如聖誕節禮文常引的「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等），都只在教父時期才被大量徵引。這無疑是對於熟識這些教會傳統，卻又強調「回到聖經」的福音派人士（筆者乃其中一員），要更細緻閱讀經文的再一次邀請。新約作者，正如蘇氏所示，主要運用以賽亞於確立他們向外邦人傳福音的使命上；而另一個以賽亞書經文被引用的情況，則是傳福音使命的另一極端，就是每當論到為什麼猶太人拒絕福音的時候。新約作者的關注，在蘇氏如此表達下，便越發明顯。

在大量的資料和蘇氏技巧的鋪設下，的確會帶給讀者很多新鮮的發現。作為一個推動撰寫註釋書新方向的企劃，某程度上蘇氏的努力並沒有白費，因為他明確地指出了很多新的可能性。綜論了歷代以來對以賽亞書的引用，蘇氏在本書的結論部份就直截問了這樣的問題：究竟「以賽亞書在最早期基督教的起源上，扮演著那一個部份？」（what part did Isaiah play in the earliest origin of Chrisitianity? p.242），因為他相信歷史不同時期對以賽亞書的使用（尤其是反猶太人的應用）是完全可以追溯至早期教會的。蘇氏在本書第十一章「婦女與以賽亞書」，亦帶頭「接受挑戰」去探討「婦女在以賽亞」這個課題，並把焦點從以賽亞書七章的男性轉移到十四節的那位「童女」身上（p. 213-4），演示了在注釋聖經時可以如何帶出經文對不同個體的意義。筆者十分同意蘇氏在結束全書所言：「別人怎樣相信經文的意思，無論是牽涉文士出錯或誤譯或寓意方法或相關語或自由聯想，可能比經文原意更為引起關注和有歷史重要性──有過之而無不及。(What people believe a text means, whatever scribal error or mistranslation or allegorical method or wordplay or free association is involved, may be as interesting and historically important as the original meaning, if not more so.)這是值得嚴謹的聖經學者三思的。

不過話說回來，蘇氏雖然在本書開始已表明對於這一類資料的研究亦可以具歷史性及批判性（no less historical or critical, p.13），但他卻無意以嚴謹的分析去指出「為何」不同年代和群體對某一段經文特別重視或「為何」有這樣的詮釋。在本書中蘇氏選材本於資料的經驗層面（empirical dimension），並盡量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亦即不會涉及對資料的深層分析，而只是「讓參與者為自己說話」（let the participants speak for themselves, p.241）。縱然每一章的開首蘇氏亦有對該章的資料和主題作出提綱挈領式的引介，道出為何該時期會出現某一類的詮釋，但仍缺乏對每項資料的細意分析。另一方面，對不同時期關於某段經文的應用，當中亦反映當時期的歷史環境，這方面對某時段的歷史研究蘇氏著墨亦較少（可能他是聖經學者多於歷史學者吧）。對於為蘇氏啟發，真誠想以此書為撰寫注釋書方向的學者，始終是有所欠缺。筆者了解不能要求作者作出超出其承諾的舉動，但還是期望蘇氏能收窄其討論範圍，並對每項的徵引作較深入的分析，這樣對於達成蘇氏為這企劃訂定的目標（推動註釋聖經者為經文的應用歷史作出研究）可能更為有效。

公平一點說，蘇氏一開始已明確表明「這只是個開始」（But it is a start），他也不得不「選擇性」地運用豐碩的資料，而選擇上，蘇氏誠實地指出自己也是人，必然地受「自己所熱衷的、先入為主的和喜好的」影響（p.19）。故此讀者有必要對資料背後蘇氏的主觀性有一定程度的敏銳，才可從本書中得著最大的好處。

最後不得不提蘇氏在結論中提出很多未有在書的本文處理的問題，當中的洞見可能比書內汗牛充棟、眼花瞭亂的資料更容易吸收。尤其蘇氏以最後的段落，討論到如何衡量對經文不同「詮釋」或「應用」的真確性或合理性或道德價值時，讀者將更明白他為何會在書中有意無意間對猶太人流露出特別的關注。蘇氏引用費歐蘭茜（Fiorenza）所提出的「價值取向上的宗教尺度」（religious scale of values），來作為評定詮釋的價值，對某些書評者帶來困擾，我想是不必要的。[2]因為蘇氏用教會如何引用以賽亞書以達迫害猶太人之手段及倫敦內區教育局（Inner London Education Authority）的領袖費查（Neil Fletcher）如何用以賽亞書針對執政當局為例子，正正闡明了什麼是「價值取向上的宗教尺度」。二者的對比皆在誰是當權者，誰是弱勢群體。當權者運用聖經打壓弱勢社群是為道德上不能接受（morally unacceptable），但弱者若站出來使用聖經向當權者反擊，則另作別論了（p. 248）。

但是否這樣的權力分佈就能定義「價值取向上的宗教尺度」？這和福柯所言「真理與權力」有何關係？[3]「宗教尺度」又如何能在基督教教會內應用？基督教倫理在詮釋的道德問題上又可作如何理解？基督教的獨特性在此存不存在？這些已經超出筆者解答的能力，亦超出了本書評要回應的範疇了。

---

[1] 語出自R. Kendall Soulen 在Anglican Theological Review, Fall97, vol. 79 Issue 4, p626中對此書的書評: “One feels a bit like the hapless museum-goer who must move from crowded gallery to gallery at the behest of a quick-talking guide.” 筆者有強列的同感。

[2] 參Mary Evans在2003年的The Evangelical Quarterly第75期第一季頁64-65中對氏著的書評。

[3] Michel Foucault, “Truth and Power,” From Modernism to Postmodernism: An Anthology, Ed. Lawrence E. Cahoone, (Oxford: Blackwell, 1996), p. 379-381